堕入迷津

　　学生们走过，全然无睹，显然他们并不在意这些景象，于他们也许是写最平常最无趣的景象了。他们的脚践踏在落花上，或许他们根本听不到那些可怜的落花被蹂躏的声音——那恐怕是此时天地间最弱小的灵魂了。

　　一丝淡淡的忧伤在心底徘徊……进了教室，不得不把这些个情感暂且收拾起来，摆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把没有教功课的学生骂一顿。

　　也不知道等下还能不能有时间去看看那棵大树了，要是不能够，刚才的那眼也就算是给那些落花送行了……

　　和往年一样，我用电脑上网看春晚。都知道春晚不好，但是如果不看，就更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一套房子里，安安静静的，统共就只有我一个人。一个国内来的，前几天休了年假，回老家了。一个马来西亚人，晚饭过了，回来换了衣服，提了个小包也回新山去了。另外一个女的，平日里不怎么说话的，一定是找她那个老外男朋友去了。

　　今年网络的速度还不赖，音频和视频大多数时间都是同步进行的，而且一直没有断。不知不觉就到了十一点多了，航天板块已经晚了，正是那几个美声演员唱歌，我一看表，估摸着下一个环节就是零点了——我的手表、手机、电脑，为了平时不误事儿，全调快了，所以现在没有一个是准的。谁知道，这个时候，电脑死机了，重起之后慢慢悠悠地检查硬盘，一点儿不着急。窗子外面还是一片死寂，也听不出是不是已经过了十二点。

　　等我又连上网络的时候，是一个俯瞰镜头，摄向观众席的，漫天都是小碎片，隐约听见主持人们在拜年了。我心说：钟已经敲完了。这一晚上，虽说不是单单为了听钟声，但是等了半天，什么都没听到难免觉得空落落的。这年，就这么着就过去了，悄没声息的。。。

　　我一个人熬了一大锅薏米水，忘记买冰糖，所以是淡的。淡得就像我过的年一样……

今年的元旦，我悄无声息地就过了。大年夜晚上呆在家里，一边准备学校的东西，一边上网，一看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洗洗涮涮就睡了。本以为自己的生日也会悄悄地度过，谁知道——其实，其实还真是平平静静地过的，当然其间也收到了不少朋友亲人的短信祝福，有我想到的，也有我没想到的。

自己生日的事情和学生并没有透露，一来刚认识，没有这个必要，二来硬要暗示，难免显得做作，倒容易和学生有隔阂。自己和往常一样做着学校各种繁杂的事情，那一刻似乎忘记了今天对于自己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直到中午在办公室里，收到了母亲的短信，祝我生日快乐，让我中午多吃点儿好的，语句简短平常，但是我却读了几遍。坏了一个早上的空调刚刚修好，冷风一直吹着我的座位。读着读着，我竟然忍不住眼里就湿润起来，因为还要赶着去上课，也只能大概抹了一下，喝两口水，佯装没事。

下午，天气变了，下起了雨，我在办公室里继续忙着工作的事情，整理班级表格，统计分数，翻看学生档案，不知不觉就到了四五点。自己都觉得奇怪，到底是潜意识里不愿意庆祝，还真的是工作太忙了。雨渐渐小了，我一个人走去搭车。我去了那家面馆，要了一碗面，不太好吃，但还是勉强吃完了，好歹也算是给自己过个生日。晚餐时间还未到，外面的电影广告片和说笑声此起彼伏，偌大的餐厅里却是静的，零零疏疏地坐了三两桌客人。胖胖的服务小姐穿着花格子短裙，点菜的时候嘴角吝啬地连笑容也没有。

到柜台去买电影票，人家问几张，我说一张。自然，买票的时候人家当然是要问买几张，但心里却一阵怅然，很久没有一个人看电影了。离电影开始的时间还早，就在商店里漫无目的地随便走走，反正生日的面条已经吃了，那感觉好像就是为了完成任务似的，心里隐隐地觉得要是没吃就怎么着了，其实——也未必会怎么着，解一块心病而已。

今年的生日和以往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不得不承认自己真的是在无可抗拒地“老着”，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被别人看在眼里的。收到一个同龄朋友的短信，开篇即是“咱们都是奔三张儿的人了”，心里想可不是，一不留神就快要三十了。二十五岁之前，还说二十多岁，一过了二十五，即使还那么说，底气也往往不足了，看见二十出头的人，会半戏谑半感慨地说一声“好年轻啊”。下班的时候，一位比我年长些的同事对我说，“这儿可是转眼就要三十的人了”。我听的心里咯噔一下，原来年华真的就这样溜走了。猛然间，脑海里浮现出小时候的感觉，那时候还觉得三十岁是个多么遥远的地方，可是现在……三十而立，我以什么来立呢？也许真的注定要碌碌无为地了此一生。

昨天晚上回到家，开始写着篇文字，太累了，上床休息，今天又忙了一天，直到现在才凑出这么一段长吁短叹。保存的时候，我才发现从二十三岁的生日，到现在四年了，每年都写了这么一篇，无非都是在感叹年华易逝，只是措辞不同而已，如此看来，这种行为本身与其说是记录下自己的心情，倒不若是说在浪费年华了……

《查泰莱夫人》：一位夫人的自我解放

小说自从问世以来，备受争议，是因为它对性爱描写的直露大胆。我从初中的时候就听过这部书的名字，隐约的印象就是两个字“黄书”。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即使不是纯色情片，也往往是限制级，这当然也是因为内容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很多直观表现性爱的镜头。这部最近的改编依然属于此类。

影片的名字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变成了《查泰莱夫人》，这个改变是那么不能不引人注意。要知道，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女导演执导的同名作品，电影把重心更多地放在了查泰莱夫人身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十分容易被制作成迎合男性观众审美情趣的片子，这次会在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特殊的处理。

偶然间目睹了一个成年男人赤裸上身沐浴的情景，查泰莱夫人紧张地坐在石头上喘着气。那种视觉上的刺激，对于这样一个年轻却又近乎守着活寡的妇人来说，真是激起了心底仿佛就要死去的活水。导演把女性的心理变化自然细腻地表现出来，没有一句言语，但从她的神态、脚步、声音、动作，无不透露出查泰莱夫人心里澎湃着的一泓爱的泉水。那一夜， 她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身体，也许她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自己了，是下午那猛然间的一幕，好似唤醒了她心底深处的声音。她往日寂寞无聊平淡乏味的生活就因为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现了缺口，仿佛看到了一线光，但又似乎隔着什么，并不能触手可及。

树林中的小路是那么幽静神秘，村庄的景色是那么烂漫迷人，草地边的溪水是那么冰凉清澈，枝叶间的鸟虫是那么天真可爱。这一切都是从查泰莱夫人眼中看来，对她来说，这里虽然里住的地方不远，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所在，充满了生气和希望。这一切都诱导着她迈向自己向往的世界，没有什么界限是不可以逾越的；那些界限把她捆绑得越牢，她便仿佛越企求着挣开它，去拥抱对她来说真正幸福的生活。

她坐在森林守护人破旧的椅子上睡了一个下午。她主动和森林守护人提出要配他房间的钥匙。她接连几天都特意走到森林守护人的小屋。她把森林里采来的花草满怀欣喜地摆放在森林守护人的小屋里。她就是这么大胆却又含蓄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

她在森林里闲逛了一个下午，从守护人那里离开后，把一把鲜艳的小花当着那个瘫痪的丈夫的面摆放在自己家里。那束鲜花代表着森林里的奇异神秘，大自然的生机蓬勃，又通过丈夫的话说出来森林守护人自认为那都是他的世界，这些小花更可以被看作与那个宁谧恬适的森林小屋之间有一种象征关系。查泰来夫人把花插放在自己那死气沉沉的家里，这难道不是在暗示她对那个被丈夫鄙视的森林守护人的一种特殊的渴望么？

第一次在简陋的小屋里面发生性关系，她并没有热情地投入到性爱的享受中，而是自始至终沉浸在一种自我解放的胜利者的狂喜中。她丝毫没有觉得因为和一个仆人发生了肉体关系，好像失去了什么（那个仆人却恰恰觉得她是这么想的），而是对自己感到十二分的满意。也许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她竟然就这样自然地迈出了一步，这样轻松地就把枷锁解开了。在破旧的地板上，在高大的树木下，到处都留下了她和森林守护人发自内心性爱的呼唤。每次，森林守护人忙着穿好裤子的时候，查泰莱夫人的脸上都荡漾着喜悦，那是她对自己由衷的肯定，她在大森林中又找到了她死去的心灵。

森林守护人也发现了查泰莱夫人似乎有些拘谨，执意要她放开些。于是，两个人的角色似乎和第一次性爱时完全对调了。森林守护人赤裸地躺在地上，查泰莱夫人缓慢地抚摸着他毛茸茸的大腿。这次她是用心在感受着这个对她来说充满野味和神秘的异性的躯体，她以前对自己解放的兴奋又多加了一层对成熟男体切实的感官刺激的愉悦。

最具有象征意义和诗意的情景要算是查泰莱夫人在大雨中赤裸着狂奔。她兴奋地脱下所有的衣服，跑进了无边的大雨中，张开双臂，尽情地飞跑。这无疑暗合她思想上已经放下所有的负担，抛却了哪些束缚的枷锁和界限，陶醉在获得的重生中。森林守护人起先表示不理解，但后来也一丝不挂地加入了查泰莱夫人的队伍。两个天然的人体在大雨中疯狂地在大自然中奔跑嬉戏，仿佛回到了人类最原始的初生状态，心里没有羞耻、罪恶那种附加在人身上的道德的包袱，一切都是那么的纯粹、天真，令人羡慕。阳光洒满大地的时候，两个人回到了小屋里，坐在火堆旁，相对无语。

森林守护人拿起一朵小野花，随后那朵小花就在查泰莱夫人的阴毛上轻轻地绽放了。后来，两人身上都插了几只小花，查泰莱夫人的肚脐上也放了一朵小白花。两个人默默地那样装扮着、欣赏着对方的身体。外面的风雨过去了，破旧的小屋里竟然开出了如此美丽的花朵，这种诗意在两人间萌生，慢慢地感染着每一名观众。没有煽情，更没有色情，有的只是一种脉脉流淌的清新的爱的湖水。

2001年12月3日，我离开了北京。

我自己都料想不到，已经在岛国生活了七年。

七年，多少个日日夜夜，竟然这样就过去了。

家里的几个小摆设，是自己离开的当天，母亲为了缓解心情，特意买回的。如今它们依然摆放在家中，默默纪录着我离开家的日子。自鸣钟上一只豹子，多少年来都立在那里，咆哮着；茶几上一对鸭子，多少年来都放在那里，游戏着。可是，摆设毕竟是摆设，除却落了些尘土，并没有什么实在的年华消逝。

人，就大不同了。

母亲的头发依然很黑，但白发明显比以前多了；父亲倘若不染头发，恐怕根本就是灰白了；自己的头发越来越少，顺着额头两侧一直扫上去，稀稀疏疏地。年纪是实在的，但并看不到，头发应该是年龄最直观的一个标志。年华就在每日梳头的一刻，悄悄地溜走了。

父母对于过小的字，阅读起来已经颇有些困难了，拿远些，眯起眼，有时还不能看得真切。每每出门，父母总不忘记把花镜带在身上。而自己呢，只恨看书的心太迫切了些，一只引以为豪的远视眼也终于变成了近视眼。年华就在摘下眼镜的一刻，轻轻地滑落了。

姨姥姥、大姨、爷爷、奶奶、舅爷、大姑，都相继离开了人世，虽然大多都是因病去世的，但难免让我确实地感受到，衰老的宿命其实正在不知不觉地从未停息地侵蚀着我周围的亲人们。年华就在哀乐奏响的那一刻，默默地远去了。

外甥女当年才一岁多，印象中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如今却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千年前，外甥还没出世，现在他早已能吃一大盘糖醋里脊，并站在那里把《解放军军歌》一子不落地唱上一遍。年华就在为他们长大而欢笑的一刻，缓缓地失去了。

当年走的时候，新家才刚刚装修完毕，偌大的客厅里只有一排沙发。现在却是满满当当，也并不显得十分宽敞了。

当年走的时候，那里懂得什么衣服的品牌，国际大牌见得少，就更不认识了。现在有了自己比较偏爱的牌子，国际上的名牌商店在北京城里也是越来越多。

当年走的时候，在劳动大厦集合，外面看起来已经有年头了。现在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什么四星级的亚奥国际酒店，一个晚上要一千多块。

当年走的时候，北京城里只有两条地铁线，去趟王府井就跟进趟城似的。现在，就不用说了，方便的不是一点半点。

当年走的时候，出门打的还是要找夏利，才一块二；后来，夏利取消了，将就着做那些破旧的富康，一块六。现在，也无所谓价钱了，满街都是两块的索纳塔。

当年走的时候，刚刚申奥成功，趁着心中的喜悦，自己还连夜创作了一个小剧本来纪念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可现在，奥运会都已经结束几个月了。那日去鸟巢、水立方走走，竭力回想，以前那里好像还是一排排好似农村的小店铺呢。

七年前，飞机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不那么熟悉的交通工具。

七年后，飞机在我的词典中，似乎成了比火车使用频率更高的词语。

七年前，我对岛国的交通还是分不熟悉，两个很近的地方也要搭地铁。

七年后，主要的商业区我已经基本了如指掌，走路也认得。

七年前，除了大学校园，别的地方很少去。

七年后，除了大学校园，别的地方都去走走看看。

七年前，第一次走进超级市场为自己采买水果食品。

七年后，每周一两次的采购似乎已经成为习惯。

七年前，经常买的食物是方便面、鸡蛋、牛奶和苹果。

七年后，经常买的食物是各种进口蔬菜、纯果汁、酸奶和葡萄、奇异果。

七年前，习惯把新币的价钱乘以五，然后说“好贵呀！”

七年后，习惯把人民币的价钱除以五，然后说“好便宜呀！”

七年前，从来没有下过馆子，因为要一共多换差不多15%的税钱和服务费。

七年后，下馆子也是正常的活动，而那些多余钱大多靠信用卡的折扣抵消掉了。

七年前，哪里用过笔记本电脑，最常用的存储设备也是三点五寸盘。

七年后，笔记本电脑已经很平常了，存储设备也变成了“拇指驱动”（U盘）。

七年前，洗澡是被视为睡前活动进行的，每天一次也就是足够了。

七年后，每天至少要洗澡两次，不是卫生问题，而是习惯问题。

七年的时间，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不喜欢到喜欢，与其说是主动地，不若说是被迫的。

七年的时间，陌生的一日日变成熟稔的，熟稔的一日日变得疏远，心底谈不上喜悦，却震荡着无奈和惶恐。

七年的时间，过分的接触滋养出一丝无趣的寂寥，周围陌生的世界酝酿出一股猛烈的向往。百无聊赖也好，牵肠挂肚也罢，现实依旧是现实，理想终归是理想。倘若理想无法实现，那么也只好依然躲藏在现实中，毕竟现实也并非一无是处。既然从未实现理想，谁又能说理想就真的是理想的呢？那不过是人们蠢蠢地一厢情愿罢了。更或者，什么是理想，往往也只是一个空空的虚壳，不过是那些美好的幻象的集合。在没有把握得到之前，还是沉湎于现实中比较稳妥——这恐怕就是可耻的实用主义作风吧！

我也许正是这样一个可耻的人。

昨天晚上和朋友去一家餐馆吃饭，坐在柜台附近的一张桌子边。柜台上插放着气球。有一个女人带着两个男孩子走过来，显然是要服务生送个气球。稍大一些的那个自己拿过来一个蓝色的气球，年纪小些的只站在那里，仰头望着服务生手里几只不同颜色的气球，便对着女人喊道：“我要粉色的！”就在那个服务生忙着把粉色的气球递给他的时候，女人微皱着眉，说：“你要粉的？不不，你还是拿绿的吧，嗯——黄的也可以。”服务生便把黄色的送到小孩子的手上。只见他举着气球，和另外两个人离开了。

片刻，又来了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女孩子，看起来和刚才那两个男孩差不多光景。也不知道是服务生递过去的，还是那女人要求的，只见那粉色的气球跑到女孩的手中了。可是，她的一双小眼睛透过眼镜片露出了不满意的神情，说：“我不要粉的！”最后，她拿着一只绿色的气球走开了。

这么短短几十秒钟的两个情景，十分值得我们注意。不用我说，大家也许也看到了，气球的颜色在这里竟然成了问题的焦点。气球——一种中性玩具，恰恰因为颜色的不同，而被（成）人们赋予了不同的性别。颜色本身只是一种符号，不代表任何意义，只是在那些已经完全内化了很多社会传统意识的人们的思想里才被分成了男性（如蓝色）、女性（如粉色）或者中性（如黄色、绿色）。小孩子发自内心地表达出自己对某一种颜色的向往，其中恐怕并没有对其所暗示的性别的顾虑，因为他（她）或许还没有彻底地被广泛渗透在社会上的那一套传统思想所同化。他（她）的好恶更多地也许来自对某一物天真朴实的情感。小男孩大声地表示他想要粉色的气球和小女孩明确表示她不愿意要粉色的，正是未完全被那种颜色性别的象征所束缚的表现。

但是，成年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起加强传统意识形态传播的大使形象：女人对小男孩想要粉色气球表现出了不解、不满和不理，并且给出了更符合传统社会思想的建议；第二个女人（或者服务生）先入为主地为女孩子挑选了粉色，因为这个颜色在她们的头脑里也许更适合小女孩。小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点一滴的潜移默化中被“教坏”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小男孩也大概会渐渐懂得粉色被认为不是男孩子的颜色，或许还会对自己曾经对这个颜色的向往感到懊悔或羞耻，最终和这个颜色划清了界限，甚至还会把这套思想传播给他身边的人，比如同学、朋友，可能还有他的孩子辈。

另外，很有意思的是，男孩最终没有拿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女孩最终却拿到了自己中意的颜色。女孩却是明白表态并不想要这个颜色的气球。最后两个小孩子都选择了相对中性化的颜色（即黄、绿），但是过程却不同：小男孩在女人的介入下，挑选传统意义上比较女性化颜色的初衷完全被强行禁止了；小女孩则是在他人（强行）为其选定一个比较女性化的颜色后，自己提出了放弃。这里是一个被动和主动的问题，传达出的信息或许是关于人们对不同性别所适合颜色的一种默认维度：男性（尤其是那些正处在尚未完成社会传统意识渗透的那些年轻男人）是被认为只适合选用男性或中性颜色的，女性（年龄群与前面的男性相同）则可以比较自由地对三组颜色进行选择，即使是一些以往被认作比较男孩子气的颜色（尽管在上面提到的例子中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大体是不错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看，粉色在男孩子面前标志鲜明地象征着另一个性别群体，因此为了要符合大众所秉持的观念，男孩子需要尽量避免与这个颜色接触；但是蓝色这类相对男性化的颜色在女孩子那里却并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禁忌”，社会允许她充满自主地在各类颜色中选择。换言之，在颜色这个领域，个别颜色往往成为男孩的一个禁区，即使长大了，开始尝试，也难免会面对一些议论，而女孩就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种色彩的不平衡，同其他社会传统意识一样，由人们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来，每个人都经历着随这套思想从不熟悉、不了解，到（被迫）熟悉、了解，然后又到接受、相信，最后达到（自然）贯彻、渗透的过程。其威力之大之广之深，令人惊叹。想来，人都是经过了这个社会化过程而成为社会人的，得到的是大众群体接受的入门券，失去的却是自我的一份纯真和自由！

　　本地前电视台主持人白淑莲（Lian Pek）最近推出的纪录片《我为英狂》（《Mad about English》）获得了各大报章的好评。一场奥运会，给中国带了的东西太多了。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普通老百姓都把“学英文”作为一件“首要任务”来看待了。整个中国恐怕还从来没有全民总动员式地自发学习过一种外语。这一次，从小学生到退休的老人，全都拿起了英文课本，聚精会神地学了起来。语音语法的错误令人发笑，但规模之宏大和热情之高涨，却无不令影片的拍摄者感到震惊。

也难怪，不夸张地说，世界上应该都不曾出现一个国家的国人如此大范围地学习一种国人之间完全不会使用的一种语言。片中“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这样给出了解释：“学习英文是因为可怜外国人不会中文。”这句话虽然暗示着一种中华文化自我中心的意识形态，但是笔者也并不完全否认。在一定程度上，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即使国外汉语热方兴未艾，但是真正能讲会认的毕竟也还是极少数。正因为如此，当外国人听到中国人用英文和他们打交道时，也会发自内心地称赞一句“Your English is much better than our Chinese! （你的英文比我的华文好多了！）”当语言成为交流之间的唯一障碍，又没有第三者充当翻译时，势必有一方需要付出一些努力去学习另一方的语言——显然地，中国人十分乐意地并且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份艰难的任务。

除了学生可能报有“学好外国话，走遍全天下”的心态外，大部分社会人员此次补习英文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奥运会期间，能够更方便地为外国人提供服务。出租车司机能够挤出时间，专门学习外语，平日行车时不停地跟着录音复习，遇到外国游客就抓住时机攀谈，当要求对方重复了几次，还是不能明白所说的内容时，甚至表现出对自己很不满意和失望的情绪；七十岁的老者努力学习练习英文口语，经过六年的时间，已经完全能够进行对话，还请缨在故宫做起了义务讲解员；满头华发的老中医捧着《实用医学英语》，皱起画镜后面的眉毛，一句句煞有介事地读着；餐馆服务员和厨师也都努力学习英文，尽量把自己的菜品正确地介绍给外国友人；售货员利用角色扮演的方法模拟日常情景，锻炼自己的英语口语……

他们的发音可能不太标准，掺杂着南腔北调的语音，或者带有浓重地北京儿化，表达上可能有时词不达意，句法上可能有时完全采用中文语法，使用上可能丝毫不在乎什么时态或单复数，听起来，也许让一些深喑英文的人士忍俊不禁，甚至爆笑喷饭，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们互相从来不使用英文，其中的大部分人学历并不高，也已经有了较稳定的工作，还有的已经步入人生暮年，学习英文对于他们来说，和个人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都并不大，更没有人指望他们能够说多么标准规范的英文，主要就是为了眼前的奥运会，可是这恰恰就成为了他们日复一日努力学习英文的唯一精神支柱。他们学习英文的那种执著和认真，以及所传达出的那份发自心底的热情是不能不令人感动的。学习英文以前本是学生的职责之一，在奥运大环境里面竟然不知不觉变成了一种民众运动，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每个角落。中国人要是想做成一件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胆发动群众，进行群体活动，十之八九是会成功的，这是有历史传统的。一个中国人不可怕，但是中国人集结在一起，给人的那种震慑力是令人恐惧的。“五·一二”地震后的赈灾在世界的面前显示出了中国人所特具的这种力量，这里所记录的全民学英文则无非是这种恢宏气势和强大力量的另一次抒发。着实令世人又一次见识了中国人那种面对困难所萌发出的巨大的韧性和毅力，并感到一种来自中国民众的一种不可言状的特殊压力，谈不是什么威胁，却不得不让人有惧怕的感觉。

这部电影获得新加坡教育部“Speak Good English”（讲标准英文）活动组的褒奖，并且推荐给各中小学校的英文教师观看，笔者作为本地华文教师，也作为北京人，也有幸在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当天，观看了这部电影，应该说更有一份意义。但是笔者却以为也许华文工作者在观影后会有更多的感想，因为英文教师或许更陶醉于笑那些文法和发音的错误，而忽略反思自身的处境，很难真正理解学习英文对于中国来说的意义何在。相反地，华文工作者通过把本地的华文学习和中国的英文学习相对照，也许更能够看到二者相似中的不同。

笔者无意作细致的反思和比对，仅提一则轶事便可管中窥豹。在初院教书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其学校的华文教师一次唱卡拉OK，有人提议唱周杰伦的歌曲，另外一人则说方文山的词中多有晦涩生僻字，不知怎么读，不愿意唱，第一个人竟然大言不惭地表示右边读边，没有边，混混就过去了。这可出自一位在本地教初院的华文教师之口，如此不求甚解、随便应付的态度，煞是令笔者汗颜，竟与这般人物同为华文教师。

中国连普通百姓都一丝不苟地学习英语，恨不得利用一切资源提高自己的对这种陌生语言的口语能力，虽说是为了奥运会暂时临阵磨枪，但态度是严谨诚恳的；在较高教育机构传授华文知识的教员，在新加坡这个所谓华人社会中，居然对华语这种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闻的语言，抱着这样一副糊弄的心态，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当然有人说，这也许并不是普遍现象。

有人解释说，新加坡目前还仍然是依靠学校来推行华文教学，一直没有出现过一个类似奥运会在中国那样的需要全民学习华语的核心事件，来刺激民众扭转观念，满腔热忱地学习华文。但是想一想，中国人那是在学外语，一种完全不属于他们的语言，在新加坡，作为在家庭中、社会上或者朋友间极有可能使用华语的华人来说，学习这种好比日常工具的语言竟然需要一个外力来刺激，不是太过悲哀了吗？

京奥会指日可待，中国政府一些临时政策已经正式走进了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这些措施涉及面广，主要的指导精神为“奥运会是头等大事，一切给奥运让路”。

北京的公共交通是世界闻名的问题，为此推出单双号限行本身无可厚非；面对奥运期间北京可能人满为患的局面，施行进京车票实名制也是一种有效的控制手段；停止销售含有兴奋成分的非处方药，未免不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预见性措施；全市范围内停止各种类型的建筑和装修活动，恐怕也是为了少一些尘土飞扬。凡此种种，目的大概只有一个：为京奥会营造一个理想环境。

众所周知，以上所有的政策都是阶段性的，也就是大概九月份一过，就基本都会自动作废。它们和北京真实的生活气息是有点儿抵触或不和谐的，这从市民发出的一些怨言中可以得到印证。不夸张地说，每条政策对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都或多或少有些影响，甚至有不少人已经打算在奥运会期间离开北京，网民们更把此调侃为“避运”——诙谐中流露出一股不满又无奈的情绪。

不少讨论把这些政策当作中国政府专制性的另一个引证来看。笔者却觉得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抛开文化的层面单谈政治，尽管一针见血但却不能切中要害。政治全能论可以解释中国政府此举的目的，却恐怕难于解释为什么这一系列政策在已造成诸多不便的情况下，还能够基本无阻力地大规模实行。剖析中国人一些特有的文化心理，也许恰好能解释这个现象。

乐于“吃亏”

市民们抱怨归抱怨，大体上还是努力地去改变自己，进而适应和配合这些临时规定，而且大多表现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吃亏”：车子不能天天开，那就挤公共交通，或者和朋友邻居拼车用；不允许装修，就推迟工期的开始时间；即使选择暂时到外地去旅游或居住，看似是反抗，其实本质上也无非是希望用自我承担损失（即旅游费用）的和平方法解决问题。

此种普遍存在的“吃亏”在官方话语里被诠释为“牺牲小我”，也就是把这种态度制度化了。与此相对应的，自然是“完成大我”，在当前的语境里，指的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国家要为这次国际体育盛事创建一个理想舒适的外部环境”。

个人与国家的利益被“小我”和“大我”形象而具体地代替了，同时也象征性地对立起来：个人在自己的权利上“吃了亏”，国家的利益才能终得完满。个人利益在国家利益前是缺乏合法性的，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依据后者的需要进行取舍的。这种传统在当前的中国早已被发扬光大并深入人心。从小喊的口号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听的故事是“脏了我一个，幸福千万家”，一切都显示着组织对个人压倒性的权威。个人对于自己的一切往往是缺乏最基本的照顾能力的。其实，这也并不全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中国式共产主义思想的独创，真要追本溯源，恐怕还是和中华文化中所提倡的“乐于助人”之类的美德有些关联。

中国儒家提倡的“仁”实质上就是对他人关爱的意思，很可能受此影响，中国文化历来提倡帮助他人，并且以此为快乐之源，也作为体现个人社会价值的重要手段。如果一个人能够不计个人得失地去关心别人，能够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者其白话的现代版本“吃苦在前，享乐在后”，那么这个人无疑在中华文化中会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典范。由此进一步发展就是“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不能亏待朋友”的中国式的“人情味”，中国人深受这种传统的熏陶，“吃亏”的习惯已经渗透在血液中。但是，“吃亏”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手段，为的是获得实际的或象征的好处：我为了帮助他吃了亏，不用紧，因为当他帮助我的时候也会同样肯于多吃点亏；两者的关系不会因“吃亏”疏远，反而会更加亲密。可以说，所谓“吃亏”的自我奉献精神颇有些动机不纯。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道理，推广到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时，“吃亏”就由一种互动活动变成单向行为了。

个人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只要是为了集体（可以是他人、社会或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一概都是可以损害或舍弃的——即自己“吃亏”，公共道德又教导人们认为只有集体得到了保障，个人的利益和意义才能够实现。这种对个人利益本身的忽视和否定就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个体容易被他人的意志所左右。在损失个人利益的同时，依然坚定地认为这是为了更大的理想而作出的必要付出，并因此深感获得了道义上的优越感，从而促使其更主动地配合他人的目的，劝说自己做出放弃。

　　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北京人虽然叫苦连天，但又十分谨慎地服从着这些政策，满心热情地等待着那个为他带来兴奋和自豪的世界级体育盛事——这仿佛是令自己能够忍着痛苦来遵守那些临时措施的唯一合法理由。

“人”“鬼”情未了

北京在全市范围内打击沿街行乞卖艺行为，取缔流动商贩并大批量地驱赶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口。在官方话语中，这也是为了给京奥会消除安全隐患和打造理想环境，实质上，恐怕是为了在国际上——在外国人面前——为北京树立一个理想形象，因为那些在地铁车厢里要饭的人恐怕对奥运会本身并不构成什么实质性威胁，但是如果让老外偶遇了，难免会对北京留下个负面的印象——因此只好先让行乞者“吃”一段日子的“亏”了。

上百种非处方药因为含有兴奋剂成分，便暂时下架，其中包括不少老百姓常用的感冒类药物。另一条措施可以与此对看，那就是为了照顾外国运动员，国家决定暂时引进一些外国期刊供其阅读。这已经被脑筋灵活的中国网民戏称为“宁给友邦色情书，不与家奴感冒药”。这毕竟是戏言，有报道称《花花公子》杂志与京奥会彻底无缘，不过作为境外报刊，其新闻报道恐怕并不一定和中国政府的口径一致——但这似乎也不重要了，因为这些刊物的服务对象是外国运动员们。国家好似要绕过法律，为国际友人送上一份宾至如归的感觉。

中国文化中历来讲究的“内外有别”，用在这里似乎恰到好处。众所周知，由于锁国思想长期泛滥，中国古代对外国人是很有点儿不屑的，这种心理一直持续到康乾时期。发展到近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便把外国人视为“洋鬼子”；但同时，又发展出一个截然相反的态度，那就是在蓝眼睛黄头发鹰钩鼻的人面前，装出一副卑躬屈膝的谄媚姿态——奉这些“洋鬼子”为“洋大人”。

这两个心态从清季萌生出来，就轮番在中国老百姓的脑子里执政，随着中国国力逐渐强大和面对世界的态度越来越坦然，两者仿佛渐渐退出了舞台——事实却并非如此。

据说北京近期挂起了这样一条标语：“减少出行，为外国友人让出畅通大道”。且不论这条提出这条标语的是政府还是基层组织，仅这充满“国际关爱”的语言，就体现出“洋大人”这个过分谦卑的心态，直到今天，还依然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心底徘徊，时不时就会不自觉地浮现上来。同时，网上对这条标语的讨伐声此起彼伏，虽多是骂国人厚颜无耻地讨好洋人，但字里行间难免流露出对“洋鬼子”的厌恶。

鲁迅早就点明了这种双重心理：“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热风》）最后一句需要修正一下，中国现在确实称外国人“朋友”了，但也只是停留在称呼而已，民众的潜意识还是没有大变。

笔者相信每个城市在举办世界范围的大型活动时，都会有一些临时措施，但是也相信没有几个国家的民众能够像中国人这样，竟然全国总动员般地为外国人，无私地把自己的生活当作代价奉献了出去。那一系列政策的提出或许还尚可用“中共政府把京奥会作为政治工程来施展全能主义经营方式”的论调给出解释，但所有的政策都在一片埋怨声中逐条实现了，就不得不看到中国应该是存在着能够使这样的现象出现成为可能的一些特殊文化心理。

政府对已存在的法规条例等等做出各式破格的让步，在象征的层面不也是一种“否定自己”的行为么？另外，今年外媒歪曲西藏事件，圣火的传递屡屡受阻，各类外媒习惯性地指摘北京各方面的一些弊端，这许多事情都足以让中国唤起对“洋鬼子”群起而攻之的心理；但是，中国政府却来了个“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似乎不计前嫌，过往不究，又以“有朋自远方来”当以礼相待的信条冠冕堂皇地奉“洋大人”为座上宾。这种类似“以德报怨”的行为，也是“吃亏”的一个变体，正可以令中国自身觉得有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并希冀借此获得外国人的认可和肯定。但，外国人历来并没有“吃亏”那一套思想，买不买账还两说着，谁让“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呢！

写于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

洗过了澡，坐在电脑前，看看表，十点多，离睡觉的时间还有大约一个小时。除了工作以及批改作业等一系列繁杂事务无声无息地把我的时间吞噬掉一大半。剩下可怜的几个小时还要腾出来一部分留给床，真正属于我个人支配的时间真是少之又少的。

越是没有什么时间，心里越是希望写些东西——真正轮到假期的时候，时间相对充裕，写作的心情却也跟着放假了。每天晚上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对于自己来说，如果没有用来写些什么，仿佛就是白白浪费掉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写东西不是光有时间和心情就够了，还需要那么点儿灵感。可是现在的生活差不多每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着实让人缺少兴趣，能够刺激写作细胞的东西似乎还没出现就匆匆逝去了。因此，自己也就久久没有写任何的东西。

其实，也并非没有写任何的东西。这一段时间着实写了不少东西，但是都是开了头，就没有心情继续下去了，本来要写长篇的宏伟愿望越来越在心底成了一种负担。倘若写作沦落到这部田地，就全然没有乐趣可言了。

想当年，在高中的时候，老师要我们每天写些东西，题材和字数都不拘，只是为了练笔。那时候写作那里是一个问题？只是发愁不能把文章写短些。现在的我却完全是另一个状态，一想到写很长的文章就会觉得莫名的头痛。是不是在岛国待的时间就了，写作也会缩水？难怪这里最流行的是小小说。

文章写不长是一个问题，写不出却又是一个问题。有时候，因为自己实在不满意，竟然会把已经千把字的东西一下子删除掉，来个眼不见为净。可是，这样做除了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没有任何作用，同时还会让我陷入更深的苦闷中——觉得自己在写作上真是不行了。我最喜欢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我和写作的关系：一个便秘的人坐在镀金的马桶上。

最害怕读别人的博客，看到人家三两天就更新一次的，自己从心里就有一种畏惧感。看得越多，对自己越是一种刺激。也许，写作真的渐渐离我远去了？我直到现在都坚信，我需要用写作来充实我的生活。否则，我就觉得自己在挥霍时光——一种罪恶感会随之而生。

每每看学生写的周记，不时有几个会给我写一篇“不知道要写什么”的周记，无非跟我诉说自己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好写的，只能把自己无聊的感觉写出来，还沾沾自喜地标榜好像找到了一个很有趣味的题目来写似的。在我看来，这无非是浪费精力和时间，缺乏仔细观察的眼睛和心灵，每次我都不会给很好的分数。

现在想想，我刚刚打完的这篇文字不就是学生周记的另一个“版本”么？唯一不同的是，学生写的时候心里是“应付差事”的喜悦，我现在则充满了对自己的焦虑，迫切而严重。真的……

《赤壁》：关于周瑜的乱弹两则

周瑜和小乔貌合神离

夫妻俩的感情是最容易被八卦的了。这对年轻夫妻的感情也流露出一些不和谐。

先是看，周瑜和孔明抚琴那一段，小乔的脸上虽然恬静，但总感觉有点不悦，最后又跟周瑜说什么“你和孔明挺相配的”之类的话。这轻描淡写的总觉得有股醋味儿。

后来，看着丈夫留不住，一定要走了，只好拿孩子来留住他，肚子都没大，就让周瑜听这儿听那儿的，也不知道听见啥了，可能是一肚子怨气。

最泄漏信息的是周瑜负伤了，小乔去给他“缠棉”，那段可真“缠绵”。到了，小乔娇滴滴地说什么她也为东吴的伤兵服务了，周瑜很煞风景地来了一句你都快把我缠成粽子了，听着不想夸人呢。接下来就更好有意思了，小乔说“看来曹操也没有那么难对付。”这可是借机称赞周瑜呢，周瑜倒好，人家才给包扎完，好歹说句软和话啊，想了半秒来了句“其实——还是有点难的。”好么，小乔试图营造着那点儿浪漫，全流走了。

周瑜这人，真要命！

周瑜：可以当心理辅导员

这个易先生版的周瑜可真是够忧郁，眉眼间少了英气，却多了几分文气，烧赤壁玩儿太屈才了，应该转行当个心理辅导员什么的。

老农的水牛丢了，鲁肃一说贼脚上有泥巴，谁是贼已经不言而喻了。可这位都督却偏偏来个搅混水儿，让大部队每个兵士去跑泥坑，弄得两腿全是泥巴，正当人们都没反过闷儿来的时候，人家一语道破天机，不是包庇，是不愿意戳穿。因为甘兴才说贼人据法当斩，要是一下子就这么把几个兵士给咔嚓了，说好了是军纪严明，说不好了可就是窝里斗了；再说，为了老百姓的一头老水牛，还没打仗，先自己杀死三个兵，太划不来了。万一弄得军心涣散，人心惶惶，可怎么作战啊。

倘以为周辅导员的心理攻略仅限于此，那就小觑了；他不仅要收买（贼）人心，更要收买（蜀）人心。别忘了，孔明一直侧目旁观，头次大老远的来了，别的没看见，光看见手下的搞小偷小摸了，成何体统，要盖是盖不过了；可要是一味盲目地大义灭亲，未免又显得东吴有些小家子气，俗话说“大人不计小人过”又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还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周瑜不是宰相，但肚子里放头老水牛应该还是放得下的。这么一来，在孔明面前树立了一个自己礼贤下士的光辉形象，二来又体现出自己变通豁达的一面，三来又反衬出自己军队纪律过硬，惹得孔明都不得不表示“这个军队，能用！”

这还是咱们周都督心理战术的第一轮小时牛刀。

第二次，接受心理辅导的是那个面对前辈倍感失意的主公孙权。这个可怜的人，前人的业绩让他年轻的心灵布满了自卑和迷茫，小燕子般的孙尚香只会插科打诨。怎么就那么巧，在这个时候，周都督进来了。只见他问明了病因，就开始治疗了。孙权心里自卑太多，自信太少，光靠谈话疗法显然是没太大用。他先巧妙地动用了道具——弓，勾起了孙权内心深处的英勇气概。

雾蒙蒙的林子到处弥漫着不可知的恐惧，这正是周都督故意寻找或营造的治疗环境。明明知道有虎，还偏向虎山行。现在想起来，还真为这位周辅导员捏一把了冷汗，甭管他和孙权的交情是穿几条裤子的，在这次的治疗过程中，他可是从始至终，都把自己的脑袋吊在裤腰带上的。他知道孙权心里没什么底儿，还一个劲儿地撺掇孙权一人去追老虎，有了危险也不许别人上前搭救，这要是万一真有什么闪失，他可是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啊。老天有眼，周瑜这次为了给主公进行心理辅导，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还真有点让人肃然起敬了，凭这个也该给都督一个“大智大谋大忠大孝最优秀员工奖”吧？

有了头两次的成功，我们的周辅导员把自己特有的心理辅导课程还带出了国，即兴地在蜀地又开讲了。

周瑜的人和刘备的人一见面，难免呛呛两句，互相瞧不上，这种尴尬搓火的局面，交给咱们周辅导员可就是小菜一碟了。他借刘备的草鞋说道理：一根不堪一击的草，竟然能编织出那么坚固的草鞋，无非和“一支筷子和一捆筷子”的故事如出一辙。一席话说的大家心服口服。这个道理倒没什么新奇，关键是我们的周都督由前两次的经验，已经练就出能随即以周围的物品来进行心理辅导的能力了。

这个周瑜咋这么爱给人进行心理辅导呢？每次都是那种似乎黑暗之中指路明星般地一语警醒梦中人，没见过有什么这方面的培训，八成是自学成才吧。

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看主流文化的渗透

　　每每和友人谈起关乎主流文化在社会各方面不容置疑的领导权和控制权，对方总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仿佛觉得这种课题只适合应用在社会的宏观方面比如法律的制定、权力的所属等等。其实，主流文化在社会的微观方面也同样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渗透，我们不在意，往往是因为我们对那种渗透的敏感度不强，甚至自然而然地内化为我们自认为合理的一种观念了。换句话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十分细小的地方都可以展现出所谓主流文化（通常也是强势文化）的元素。这里尝试用几个最常见却最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作一些启发性的思考。

　　每个人可能都对地铁站的出入刷卡口十分熟悉，却很少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它。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刷卡过程：我们取出车卡，轻轻放在读卡器上，小屏幕显示金额，同时，读卡器左方的扇门打开，乘客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至此完成进出站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国家和城市，读卡器都是和它左侧的扇门相关联的，这样就说明，只有当一个人使用右手来拿住车卡时，他才可能以最自然的姿态迅速通过扇门。如果左手持卡，那么要么是左手在体前交叉，姿势不够自然，要么是需要站在读卡器的右边，刷卡后立刻绕到左边来，不够迅速。总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读卡器和扇门方向的设计都十分适合在生活中习惯使用右手的人。很显然，这里体现了“右撇子”的主流文化，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被忽视的“左撇子”文化。换句话说，读卡器和扇门的是设计默认所有的人都是惯于使用右手的。笔者这样说，并没有诘责的意思，只是希望人们可以从这样的小事上看到我们的主流文化是怎样规划人们的行为的：生活中所谓“左撇子”和一些在个别事情上习惯上使用左手的人（比如一些把钱包放在左面裤带中的人）被迫需要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此时使用右手，否则就可能需要比那些惯于用右手的人稍微麻烦一些。其实，只要留意，便不难发现生活中的不少事情都是方便“右撇子”的，即默认一个人应该是惯于使用右手的，比如餐厅里的筷子往往摆放在盘子的右边，每个洗手池所配备的皂液器通常在水龙头的右侧，签信用卡帐单时侍应生经常把笔从右边递过来。凡此种种，都十分清晰自然而不露声色地传达着“右撇子”的主流文化。也许有人会说，上面所说得这些在很多地方都普遍存在，也从没听到抱怨的声音，你所说的这种主流文化的渗透和对边缘文化的忽视是否并没有真实地存在呢？答案是否定的。大范围的施行更说明这种渗透的影响之广，有跨越文化和社会的倾向；没有抱怨和矛盾，说明人们已经把这种渗透和忽视内化成一种近乎合理的模式，不认为这是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抑制。

　　如果说左右手之争还很难和一般人心目中“文化”这一词的高度相匹配，那么“男权”和“女权”意识形态作为“文化”应该是不容置疑了吧？众所周知，我们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男权统治的，文化也相应是“男权文化”占主导。很多人也许会用女性领导人的魄力、女性杂志的热销和女性服装的热卖等等表面现象来质疑“男权文化”是主导这一议题的准确性。限于主题和篇幅的限制，笔者无意探讨这种驳斥的片面性，仅希望用一个十分细小的事情来说明男权文化的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如何无孔不入的。关于厕所与性别不平等的讨论由来已久，这里希望提出一个不太被人注意的细节。现在大多数的公用厕所为了照顾残障人士（其实这就是健全人这个主流群体对残障人这个边缘群体的一种妥协和关照），往往设立了专门的单间厕所。表示男女厕所的标牌除了图案和文字的区别，很多时候在色彩上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分，即男性多为蓝色，女性多为粉色。笔者注意到，当残障人专用厕所时分离与男女厕所的另外一间时，其指示牌所用的颜色往往和男厕所是相同的。显然，这种现象的出现应当与指示牌制作上的节省等考量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一种业已形成的观念的自然流露。首先，男为蓝，女为粉，这本身就是一种人为建构的色彩象征，但这不是此讨论的目的。很明显，从色彩的角度看，我们把残障人等于了男人。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笔者有必要对此进行说明，因为残障人厕所是独立于男女厕所的，所以两个性别的残障人士都可以使用，而当性别不能被确认，或者不十分重要时，我们通常默认那个个体是男性。这是因为我们的（男权）文化中，对于人这个概念和男人这个概念往往是等同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当我们表述一个泛指一切人类的命题时，我们使用“他”而不是“她”，比如“当一个人遇到危险时，他必须沉着冷静。”残障人厕所的标牌颜色其实就是很直观地表现出我们这种思维模式。男权意识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真是把社会照顾得“无微不至”，有时也许并没有让任何当事者产生不平等的感觉，但正是由于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才使得我们习惯它的存在，倾向于按照它的逻辑去思考。

　　通过讨论上面两个很常见的例子，不难看出我们最普通的生活中也存在着主流文化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它完全是悄无声息不露声色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按部就班暗渡陈仓地进行着的。在生活中，一个最不经意的瞬间，我们往往已经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主流文化设计好的圈子里，接受了其所代表的文化意识，并且不断内化我们个人的思想和观念，然后很可能又充当起渗透者，把这一套意识潜移默化地传达给我们能够影响着的其他人。

地震随感 

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昨天工整地在支票上写下“Two Hundreds Dollars only”的字样，怀着沉重的心情把信封封好，投进了邮筒。虽然钱不多，但毕竟是我的一份心意。今天早上一到办公室，就把平时用来写北京奥运会倒计时天数的小白板擦拭得分外干净，用黑笔整整齐齐地写下了“Mourning for Sichuan Quake Victims! 中国加油！”，望着这句话，心里又默默地灾区的朋友祈祷着……

早就觉得应该写点东西，但是却一直拖着没有动笔。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传自前线的新闻塞满了我的业余生活。每天坐在电脑前，就不由自主地去浏览关于大地震的新闻和故事；周末倚在咖啡馆里，本来是闲适的时光，但报纸上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报道怎么能够让我的心情平静呢？这两天，几大片的报纸我是一口气而且一字不落地读的，生怕遗漏掉什么关于灾区的文字。刚刚止住的泪水，待到看见网络上流传的各种关于灾难和哀悼的视频，又一次在眼眶里打转了……

一位母亲临死前还在手机上为宝宝输入最后一句遗言：“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读到这句话时，我哭了。每次和别人提起这位母亲，眼睛也是不由地湿润。我悲叹这位刚刚做了三四个月的母亲的人就这样消逝了，同时也不得不赞叹母爱的纯洁朴实深厚伟大。如果说什么的威力比八级地震还大，我要说是母爱——它是能够让全球都为之震撼，为之流泪的。

一位来自重灾区医务所的护士为了抢救的伤员的性命，几天几夜没有吃一顿正经饭，一直坚守着岗位，尽着自己的职责，自己的丈夫被掩埋在废墟里也顾不上，最后的一次乘直升飞机送重伤员离开时终于忍不住低头望着下面夷为平地的故乡，悲愤地喊道：“让我再看一看这里吧，我的丈夫埋在了下面！”读到这句话时， 我哭了。自己的亲人就近在咫尺，却因为还有无数可怜的生命在死亡的边缘徘徊，处于一个护士的职业操守，她断然选择了去解救那些和她素昧平生的人。一个人在做出这样的决定时，心底的痛楚有谁能够想象？生离死别给人的悲痛是巨大的，何况她还要忍住这个悲痛，不间断地投入艰难的救助工作？

一位教师的博客里记录着他的学校在五月十一日下午举行体育游乐会的场景。为了消除考生备考的紧张情绪，放松心情，全校师生一起在操场上搞体育竞技游戏。一张张欢乐的笑脸，一场场精彩的游戏比赛，可是造化弄人，谁都不可能想到，在短短二十四个小时后，灭顶之灾竟然降临到这群欢快的人身上。一个网友留言说，如果活动推迟一天举行就好了，所有的人就得救了。我先是微微笑了一下，惊喜这个网友的脑筋转得好快。可是又望望那些照片上现在或许掩埋在废墟深处的学生和老师们，我哭了。一生一死， 一喜一悲，一痛快至酣畅淋漓，一伤心到悲痛欲绝，转换得是这样迅速，人们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永远地压在了地下，一切美好的未来并着昨日的欢笑一齐化成了云烟。

昨天的全国默哀更令人为其气势而感动。民众自发地围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周围，在三分钟的默哀后，还是迟迟不愿离去，挥舞着国旗和标语，大声仰天喊道：“汶川挺住！四川加油！ 中国万岁！”从戴着红领巾的学童，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难以按捺心中那一份激动和热忱，为了这片深爱的国土以及其所遭受的创伤，尽情发泄出压在心底的感情！看到这里，我哭了。如果我此时是在北京，也定会成为他们的一员。这样做到不是什么形式上的需求，而是完全发自内心的，仿佛是一种莫名的力量赋予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只因为我们太爱这片土地了！

这只是几个小小的片断而已，不论满目疮痍的灾区，还是其他省市，令人或潸然泪下，或扼腕感慨，或感人肺腑，或肝肠寸断的故事都不断地在涌现。这些故事势必铭刻在人们的记忆深处，汇聚成整个中华民族对于这次大灾难的集体记忆。今后，人们提到二零零八年，或者每逢五月十二日，一定会有说不完的感叹和惋惜，当然也有表不尽的思念和缅怀。

话说回来，虽然我们现在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对伤亡者表示哀悼，但是我们的日子还是要过的，灾区的日子也依然需要继续。被地震的破坏的市镇还面临着重建家园的艰巨任务，灾民们还在缺水缺电的环境中盼望着一个崭新生活的到来。过两天，火炬还是要传递的，两三个月后的北京奥运会还是要开的，而且还是不会降低水准的。汶川的地震，是一场灾难，是一场突然插进来，令沉醉在临近奥运的喜悦气氛中的广大中国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一场空前的大灾难。但是，中国人仿佛一片宽阔的大海，你投进去一块巨石，纵然掀起了千层波涛，最终还是会还原成为一片和先前一样平静的大海。这正说明了中国人是最具忍耐和包容力的。再大的灾难在伟大的中华民族面前也显得渺小。历史上，中国几次在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艰难中跌倒，但每一次，他都努力地仰起头，直起身，迈着坚定而矫健的步伐，向着前面走去。历来灾难留下的伤痛都没有被忘记，但是中国懂得有比只会铭记痛苦的回忆更值得去奋斗的事情。中国人民，在一次次的悲痛欲绝和生离死别中，逐渐成熟了， 坚强了。

剧烈的板块运动，没有办法把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中国人击垮，唯有使我们更好地团结在一起，为了这一片我们深爱过，深爱着，并且还将深爱下去的土地奉献自己的力量！

今天教了这样一课书，大概内容是说，一个小女孩家里有七个成员：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姐姐、哥哥和她自己。图片时一家人在客厅里的情景，公公在说故事，哥哥做和小女孩坐在地上聆听，爸爸坐在对面的沙发上也呵呵地笑着，婆婆坐在一旁的沙发上，手里拿着打了一半的毛衣，妈妈端着一盘西瓜从厨房走进来。要学生讨论的题目是家人要如何尽自己的责任才能让我们的家庭更快乐。

是缺乏想象力也好，是懒得动脑筋也好，但恐怕更多还是在来自各类媒介的强化和渗透，学生的答案出奇的相似。当问公公有什么责任时，全班异口同声告诉我“给孙子讲故事”——也许这是照着图画的内容说的。当问到爸爸时，所有的人都大声说“工作赚钱、养家”——这就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接着是妈妈，他们好像知道标准答案似的，齐刷刷告诉我是“照顾孩子”——正如所预料到的问题一样。下面的姐姐的问题就更大了，课本里并没有说姐姐是成人还是学生，也没有画出姐姐在做任何事情，她其实也坐在沙发上听公公讲故事。可是四十个学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姐姐应该努力学习”，而都大声表示“姐姐要帮助妈妈做家务”。旁边哥哥的责任是课本给出的，是类似“听长辈的教导、努力学习、辅导小女孩做功课”之类。

好歹带着学生把这节课熬完了，我立刻觉得周围的空气憋闷腐臭，令人作呕，没有一丝清新可言。要不是职责所迫，按照我个人的原则来说，这种内容是断不会接受的，一定要起来争辩一番。课文的图画本身就把成年男性描绘成负责娱乐下一辈的形象（讲故事），父亲虽然没有参与娱乐，但是也是一幅怡然自得的样子，而成年女性都被表述成为其他成员“身体”服务的工人形象（衣服和食物是身体不可或缺的两样东西）。这样男权色彩明显的暗示还要学生如何讨论，即使没有禁锢住思维，也不免给了很大的导向性指示。从小到大被这套思想洗了无数次脑的孩子们天真的以为这些都是两性份内的理所应当的任务——我不知道是应该为这种内容感到愤怒，还是为学生感到悲哀，抑或是为自己迫不得已要传授这种东西感到羞愧！

孩子们已经“堕落”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当他们说姐姐“要帮助妈妈做家务”时，我提问他们“姐姐能不能够辅导小女孩的功课呀？”出乎我意料的，竟然有人大声说“不可以，因为她也不会。”我不知道这是开玩笑，还是来自心里的真实看法。总之，没有人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也或许是太小声了，我根本没有听到。他们才十一二岁光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除了有限的直接经验，更多依靠二手资料来丰富自己的经验。连成年人都会满脑子“性别分工功能论”，何况我们教育或者养育出的孩子？

还好这样的课文明年就会被换掉了，不然也不知道又要去培养出多少“性别分工论”者。现在的空气真是被男权搞得太污浊了！更可悲的是，人们呼吸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一句话，是革命的时候了！

早已消散了少女时代的浪漫和天真，过早地在日常琐事的无聊中学会接受这就是生活。丈夫的药罐子要洗，还要记得要仆人去药店里再去抓些来。春花开秋花落，一年复一年，眼见院中的石榴树渐渐高过了房顶，门口石阶上爬满了青苔。夜里，恍惚的月色洒下一地霜，偶然望一望镜中，却见地上的霜不知何时悄悄钻进了乌发里，若隐若现。

谁能想到，就在一切都百无聊赖地进行着的时候，他竟然又回到了这个小镇上，还找到了自己——也许他并没有找，只是命运的安排。可是命运为什么这么喜欢开玩笑呢？多少年过去了，他都杳无音讯，偏偏又出现了。

就在今天的早晨，街角的茶食店里，碰到了这个几乎被我忘记的人。不经意望了站在柜台旁边的人，竟然是那么熟悉的脸庞，只是加了年岁。也许是他先招呼我的，只见他轻轻地张开双唇，仿佛低声喊出了我的名字。我嘴角颤抖着，点头微微笑了作为回应，没有说出一句话。伙计把我的东西包好了，我转头又望了他一眼，然后调转身子从店里挪出来，径自一个人走着，不敢回头看他。待走了很远一段，才悄悄扭头朝茶食店那里望去，已经见不到他了，心里不知是喜是悲。多少的往事一股脑地涌上了心头……

“恨不相逢未嫁时”本是《节妇吟》中的一句，那首诗本来和男女情感也没什么关系，不过假托有夫之妇的苦恼来委婉地表达政治抱负。可当这句诗被断章取义地拿出来，倒似乎比原作更有张力。一句话里渗透着无数种情感，是伤心、惋惜、后悔、苦闷还是犹豫不决、自怨自艾，甚至还有点痛恨的意味。

冬夜里吹来一阵春风

心底的死水起了波动

虽然那温暖片刻无踪

谁能忘却了逝去的梦

 

你为我留下一篇春的诗

却叫我年年寂寞过春时

直到我做新娘的日子

才开始不起你的名字

 

可是命运偏好捉弄

又使我们无意间相逢

我们只淡淡地招呼一声

多少的甜蜜　辛酸　失望和苦痛

尽在不言中

曾经两人也许相爱过，但早已成为往事，因为各种原因，两颗相爱的心不得不分开。各人都有了各人的家庭，也慢慢地习惯了这种状态。但是没有人想到此生还会见面。他的这次出现仿佛漫长的“冬夜里”的“一阵春风”，让“心底的死水”都“起了波动”。这是多么形象的内心表露：心底的那种依恋再也按捺不住，趁着这迷人夜色，掀起了往日的情怀。瞬间的重逢让女主人公在无聊中生活中又看见了一丝令她激动地希望。

这阵“春风”早就曾在她的心头吹过，多少年，女主人公守着一个“春”的信念，可是无一例外的，每年都是守着空闺，望穿秋水，却等不到心上的人儿。她或许埋怨过，或许痛恨过，但是无论如何，“逝去的梦”毕竟已成云烟，只能隐约萦绕在心头。最终，和其他大多数的妇女一样，自己也不得以迈出了嫁人的这一步。“嫁人”是这首歌的重要关节：正是已经嫁作他人妇，过着恬适却并不一定尽如意的生活，后来的重逢才更能增加了内心无奈痛苦的心情。

自从有了家庭，女主人公竭力把他的形象从自己的记忆里一点一点地拭去。经过多少挣扎和苦痛，她终于做到了。可就在这时，他在生活里闪了一下，又不见了。对他来说，也许只是偶遇；对她来说，则立刻唤起了关于少女时代的无数回忆。对目前的生活，她已经没有了怨言，可就这短短的一霎那的重逢，令她不得不对自己的人生和婚姻都做一番重新地审视。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当你不知道有其他可能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遗憾和惋惜，但当你已经经历过了一种并不十分满意的生活，而发现其实当初也许还另外有一种生活曾经等过你的时候，很多人心底都会不禁生出一种自怜自怨的情愫，都直觉地认为那种我们没有拥有过的生活也许会更符合自己的心意。这个女主人公何尝不是呢？嫁人许多年后，虽然试着忘记，试着不再“提起”他的名字，但是始终为他保留着一寸净土，渴望早日的重逢，不然为何要“恨”没有提早遇到呢？

　　尽管如此，但是当真在无意中碰到了那个人，反而并没有发生什么，不是感情没有了，而是情况和时间全变了。“多少的甜蜜、辛酸、失望和苦痛”无法说出来，也没有必要说出来，即使说出来，也不能改变什么，只能平添伤心。“淡淡地”一声招呼，看似简单，这其中蕴含着女主人公多少不舍和忧愁，心底的万种情愁竟丝毫不露，只是不着痕迹地让这一次重逢又变成了一次分手，痛苦的感觉依旧沉沉地压在内心深处，还仿佛比以前更重了。

歌词只有三段，短短的十二句话，没有“情”“爱”“想念”这样直白的字眼，但把一个已婚女人藏在心底的一个段感情勾画地淋漓尽致。“冬夜的死水”显然是在说现在的生活，不仅寒冷而且没有生机，“温暖的春风”便是心底爱人的象征，虽然只是片刻，但温暖和生气却让它显得是那么可贵。这两个意象的相对，也透露出她对那段曾经开始过但没有继续的生活是如何盼望着的。“直到我做新娘的日子，才开始不提你的名字”这是多么浅白的话语，却生动自然地流露出一个女人内心的矛盾：要忠于丈夫，但又不忘心底的爱人，只好强行控制着自己的情感。

一个女人牺牲了自己和一个男人的感情，成全了自己和另一个男人的一段婚姻。选择往往可以在刹那间做出，可是显然她并没有勇气迈出那沉重的一步。尽管生活也许乏味，感情也许淡漠，但已经习惯了无味和淡漠，何况自己也许不仅会破坏自己的生活，更可能也破坏了心上人的生活，那样的结果是谁都不愿看到的。为了这许多，她还是选择了沉默，死水微澜的痛苦只能留给自己品尝，怀念着以往，让泪水洗刷无限的悲伤。

誓把地球烧遍！

——写在奥运圣火在伦敦、巴黎遭遇不测之际

从你诞生的一刻起

就伴随着危险

各处的漂流传递

本是一次国际友谊的展现

谁知道

却举步维艰

你的圣洁

你的光辉

不容豺狼恶狗的侵犯

哪怕他魑魅魍魉的嘴脸

面对挑衅和野蛮

你忍耐

你大度

你用博大的胸襟

维护着应有的尊严

朵朵祥云

是大国气象非凡的容颜

熊熊火焰

是华夏儿女一个世纪的心愿

一路走来的辛酸

依旧铭记在每个人的心田

泪水与汗水

终究苦果换得甘甜

怎奈何

又引来一帮红毛恶鬼的垂涎

说什么独立

讲什么人权

不过是些荒谬至极的无稽之谈

什么是大国心态

什么是狭隘民族主义

通通给我滚他妈的蛋

再敢放肆

就给点颜色看看

哪怕地覆天也翻

试看那圣火

在各个角落点燃

定要把小小的地球烧遍

我们为你祝福

我们永远为你期盼

在新加坡过的第七个春节了。

我是央视春晚的忠实观众，只要有条件，一定会准时八点钟坐在电脑前，通过网络观看这台神州大地上最重要的国家级文艺演出。今年也不例外，虽然因为准备饭菜，前面开场的歌舞错过了一点，但丝毫不损伤全璧的光辉。我在这里不给纯美溢美之词，也无需发牢骚之怨。有几个节目令人耳目一新或者记忆犹新，就算成功了！一个二十五岁大的人，不能再用“好”和“不好”来简单划分，整体是优秀的，就值得赞扬！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年的春晚做到了。

两个杂技

春晚的杂技通常只有一个，今年却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开场不久的《激情爬杆》，另一个是费玉清演唱之后的《花式篮球》。爬杆是较常见的杂技项目，但是演员们展示出的高难度动作依然观众们暗暗赞叹，是个老少咸宜的节目。

后面的《花式篮球》从内容到包装，都似乎更吸引年轻人。投篮球本和杂技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被跷跷板弹起，然后再空中完成动作后，再一下子把头塞进篮筐，这样的玩法确实令人一面叫绝，一面捏把冷汗。舞台前面的表演区融入了一些街舞成分，配合内容也营造气氛。

手影戏 《逗趣》

手影是很普通的游戏方式。记得儿时还买过类似的书籍，教人如何用手变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影子来。但是苦于悟性不高，双手僵硬，最终无非是作罢了。这两位表演者可算是手影的大师了。

两只小鸟谈情说爱的过程被演绎的有声有色，最后还有了爱的结晶——一只小鸟，大鸟衔食喂之，形神具备。瞬间，鸟儿飞散了，变作两双手，真让人们感叹其中的奥妙。谁知，好戏还在后面呢！伴随着《今儿高兴》的旋律，两双手变幻成数个形态各异的人脸。有老人，有青年，都随着歌曲活动起来，不得不令观众惊奇两只手如何能有这般能耐，捏在一起便成了一个人脸，且副副不同。后来，两声狗叫，投影上竟然出现了一只短耳朵的小狗，鼻子灵敏地抖动，眼睛还不时地眨着，最让人叫绝的是它的一条舌头，仿佛真的一般，在主人的手上舔来舔去，津津有味地品尝美食。

这个节目不长，观众的掌声却很热烈，恐怕关键还是妙在一个“趣”字，就像节目的名字所说的一样。真正表演的内容也许并没有什么趣味，甚至没有什么联系，但是有趣就有趣在这个节目采用的是既熟悉又新颖的表演方式。观众没见过，自然支持率很高。两个表演者更是用他们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敏锐观察和“变化多端”的双手赢得了最广泛的喝彩。

舞蹈《飞天》

这个舞蹈取材于壁画的飞天题材，传达的精神却又和祖国的“嫦娥”登月计划异曲同工，真可谓用心良苦。几个打扮地恍若天宫仙子的舞者尽显身体之美感，虽然从未离开地面，但的确给人恍惚缥缈飞奔云间的感觉。这个舞蹈更奇特在，几个舞者始终是聚在一起表演的，一直没有离开一个不大的圆形活动舞台，站位也不见有特殊的变化，却丝毫没有拥挤乏味之嫌。

舞者几个姿态颇令人叫绝，身体的倾斜已经大大超过了一般人体的平衡点，在暗叹其功夫深厚的同时，我也似乎窥见了其中的奥秘。圆形舞台上很有可能设有固定舞者的机关，我们更发现不论什么动作，舞者的右腿始终没有离开舞台，那么很有可能机关就在这条右腿上。没有什么证据地随便猜测，那个固定机关可能一直包裹到舞者右腿的膝盖部分，这样才能确保在做一些超过人类平衡点的动作时，不至于跌倒。

不管是否如此，我们还是很感谢几位仙子般舞者的精彩表演，让我们看到了继《千手观音》后又一个精美绝伦的舞蹈。

赈灾诗朗诵

显然，这是一个赶制的节目。这是一个主旋律的节目，但同时这也是一个感人至深的节目。央视的主持人和一些著名的演员，纷纷登台献声，也许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含量，但是那份真挚和关怀，却让观众，尤其是被大雪困住而无法回家的人们打心眼里感到了春天的温暖。

有的演员仅仅只是两句话，但可以想见，他们为了这两句话可能是推开了别的档期，而特意来到晚会现场，为赈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这里看来，这个节目的意义远不是一个小小的文艺表演，而是体现着全国人民对受灾地区和群众关心的一个纽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十年前抗洪救灾时的口号，现在仿佛也是那么适用。

有了这么坚强的后盾做支持，有人民解放军这么有力的帮手，再大的灾难，叶难不到我们中华儿女！

　　此外，少数民族的歌舞表演，宇航员们的慷慨陈词，都让我们深深地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有如此绚烂多彩的民族文化？又有几个国家能够享受在太空遨游甚至登上月球的殊荣？

    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伟大祖国，我们作为她的儿女，有什么理由不为她感到骄傲呢？

别人都说，做老师是不容易变老的，每天都和孩子们在一起。显然，这恐怕是说心态更多些，自然上的变化是无法阻挡的。时间就在和孩子一起嬉戏的当儿，不知不觉地溜走了。望着刚刚入学的小一的孩子，回想起自己第一天去学校的情景，才恍然发现自己竟然已经远离那个年代有差不多二十年了。

岛国的天气终年没有变化，四季难分，伤春悲秋的长吁短叹全然无的放矢，根本找不到可以依托的对象。每年也只能借生日和春节这两个标志性的日子来“为赋新辞强说愁”。

今天二十五岁了，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上游走了二十五年了。我还有几个二十五年呢？再过五年，就要“而立”了，又拿什么“立”呢？男怕入错行，女怕家错郎。我有兴趣教书，但是兴趣也并不就是全部，并不一定说教书是最合适我的职业；但是，倘若说不适合，又找不到确实的佐证，究竟对还是错现在下结论也难免为时过早了。既来之，则安之。谁让咱们也是阳光底下最神圣的工作呢？

看到父母的白发和容颜，听说身边的朋友已经陆续结了婚，才发现原来自己一不留神儿已经长大了。这种感觉有些自豪，也有些遗憾，更夹杂些伤感。经历虽然不算十分丰富，但是自己也颇有些引以为荣的心态；多少年华就这样一点点过去了，现在想来，即使是些平庸甚至缺憾的地方，也是美丽的，因为一辈子也就这一次了，永远都不会再来了。现在才更理解什么叫做“每天都是新的一天。”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正好像没有任何两天是相同的。每一天在历史的长河里都是一个唯一，记录着或多或少的一小段仅仅属于它的往事。

生日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这样的。每个生日都是这么样的特殊——一旦过去了，就再也无法找回来了。这个生日过去，就再也不会有了；二十四岁之后，迫不得已一定要是二十五岁了。年龄到底是实际的东西还是虚幻的，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说年龄是实际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指给我看什么是年龄，它完全只能通过个人的变化来见间接体现，而这种体现所呈现出来的变化也是渐进式的，没有人能准确说出二十四岁和二十五岁的人具体的区别标准到底在哪里（除了出生年份的不同），更不用说如何明了生日前一天和后一天到底有哪些分别了。说年龄不是实际的，但是种种迹象又暗示着这个东西的存在，死亡就是一个终极象征，使得年龄沦为一种倒数死亡的数列。究竟年龄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左思右想，越想越不明白了。